減碳是一門好生意？作為一個以往都用「計畫經濟」要求各產業達到減碳的目標的中國，為何一腳踏入被稱為再現資本主義的碳交易，並成為全球最大的碳市場？過程中又是如何演變？長期研究碳交易的學者劉仲恩，應綠色公民行動聯盟邀請，分享他在研究國際間碳交易時對中國政策的觀察。
前20大排碳國家（2014年）。圖片來源：Sightline Institute（非商業使用）。
從抗拒到積極治理 中國態度大轉變
2014年全球前二大排碳國，中國與美國簽訂了「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國在此聲明中承諾會在2030年達到碳排峰值，往後逐年下降，並且同時在2030年，讓再生能源佔全國20%的發電量，一改當初於《京都議定書》拒絕簽署的態度。
中國從計畫經濟一腳跨入碳市場的主要因素，劉仲恩指出，可以從三個面向來看：國際壓力、產業轉型、以及同時有治理污染的功能。
早期中國多把氣候變遷看成外交議題，當時在面對國際談判時也都展現出盡可能將責任撇清的態度，身為全球最大的碳排國，中國在國際間承受了巨大的壓力。
近十年內，中國將這件外交議題轉變為「國內發展」。從「經濟需要轉型」出發，主動在關鍵產業上往低碳發展，才足以與歐美企業競爭，因此中國已經把氣候變遷議題當成發展議題來看，甚至將氣候變遷納入經濟發展的戰略思考。
劉仲恩指出，另一個中國積極發展碳市場的原因之一，在於污染過於嚴重，因此在治理碳排放的過程中，也具有順便治理其他污染問題的功能。以燒煤為例，在減排的同時必須燃燒品質比較好的煤，或是以其他再生能源替代，可見在發展碳市場的同時，也有處理其他污染問題的功能。
最直接的證據可以從中國的五年計畫《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與《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簡稱：「十二五」、「十三五」）中看出，中國積極發展綠色經濟，期望能夠節能減排達成經濟轉型，而碳交易是其中一項重要的政策工具。
中國特色碳交易 全球獨有試點
中國在2016年氣候變遷績效指標（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的排名大幅提前，一舉超越日本、南韓與台灣，證明中國展現治理碳排的企圖心。
劉仲恩表示，中國的碳市場也很有中國特色，相較於西方國家以企業領頭，中國的碳市場完全由國家主導，而企業也是處於比較被動的角色。
中國還有另外一大特色，就是在執行任何重大政策前都會有「試點」，中國於2013年成立了七個試點，分別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慶市、深圳市、湖北省跟廣東省等地各成立獨立運作的碳市場。至於2017年計畫成立全國碳市場，目前仍無詳細消息，只能從試點窺見未來規畫方向。
講者劉仲恩。攝影：陳文姿。
中國在碳市場發展的挑戰
中國因為地幅遼闊、又身為世界第一大排碳國，所以在碳市場中面臨許多挑戰。劉仲恩指出，中國的困境包括測量精確度、執行的人才需求，區域平衡責任。
首先，算清楚碳有多少其實不容易，劉仲恩提及，根據《自然》雜誌（Nature），中國各省的碳排總量，與中央政府計算的數值相差了15%，相當於日本全國的碳排量，可見精確地計算碳排是一項艱鉅的挑戰。
其次，測量碳排放的人才不足，並且在測量時有造假的風險。因為碳交易中，絲毫差別可能就有幾百萬元人民幣的落差，牽涉到的利益相當龐大。
且現在中國面對的問題在於，如何界定各省「共同且有區別」的減排責任？因為經濟結構不同，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沿海省份，碳排放低於北方重工業區；而重工業發達的東北與華北等重工業發達的省份，因為產業結構與技術條件不如沿海，卻仍要負起相當大的減碳排責任，加重其開發負擔；西部各省，還是處於低度開發低碳排的情況，如何平衡這些區域的利益衝突，是中國政府目前的挑戰之一。
講座與談人房思宏。攝影：陳文姿。
台灣、中國 碳市場困境大不同
台灣面臨碳市場的問題跟中國不同，劉仲恩指出中國已經有十多年執行清潔發展機制（CDM）的經驗，全世界共7000多個碳抵換（Carbon offset）的案子，中國就佔了一半以上。
劉仲恩指出，台灣在執行碳市場中缺乏經驗，市場也小，台灣於去年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只設定了減碳的目標年與總量，但仍未制定階段目標及施行細則，台大政治系博士後研究人員房思宏說，未來制定的細節仍是台灣的大眾需要持續關注的議題。
中國踏入資本主義？ 碳交易只是工具
在過往與中國接觸的經驗中，房思宏提到，中國進入碳市場的強烈企圖心，也可以明確的看到「減碳是門好生意」，但中國並不完全以解決全球氣候變遷為目標，最主要仍是從國內的經濟發展出發。
房思宏更指出，引進以市場機制為規則的碳交易，並不是為了讓中國打開「資本主義的門」，更比較像是只作為環境治理的工具。
劉仲恩提醒，不只在中國，各地如何避免舉著低碳發展的大旗之下，剝削當地居民，甚至破壞社區環境的情況，也是需要關注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