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親愛的孩子》去年11月在南方影展首映並展開巡迴環島，一封沉潛寫了7年才投遞的信，深情款款，理性感性交織，激起許多熱切回擲的反應。科班出身的黃淑梅，1990年畢業後即進入全景映像工作室，翌年開始創作紀錄片；1999年九二一地震後一個星期，全景團隊投入災區蹲點記錄重建工作，最後，她交出兩部作品《在中寮相遇》（2006）與《寶島曼波》（2007）。
「那時候30歲而已，感覺相當震懾，不只地震，不只是災難畫面，還見證著另一種毀壞，隔年就看到山體鬆動，擔心以後大雨一下更釀成災害。同時，對掏空山林的禍根生氣，開墾種植經濟作物，而當時是拍村民的處境，有所兩難。」她回憶，因此埋下牽連起環扣土石流、耙梳台灣山林變遷史軸線的伏筆。
然從九二一到八八風災，整整十年，仍不見任何山林政策的反省檢討，藍綠都一樣，黃淑梅憤慨地說，莫拉克豪雨土石流封山孤島路斷橋損，真的跟九二一做過的夢境非常像，她矢志要把這段山林如何被破壞的開拓史拍出來。
親愛的孩子：不知道在那個遙遠的未來，你們所身處的世界會是甚麼樣子？還有和風輕輕吹嗎？還有清甜的水可以喝嗎？圖片來源：黃淑梅。
歷史縱深嚴謹考察
為了尋找山林傷痕遍野的證據，黃淑梅回顧台灣林業史，從日治初期的檜木林砍伐；到國民政府時期全面砍伐中海拔原始闊葉林的「林相改良」政策；及至六○年代「山地農牧局」（現水土保持局）號召全台上山下海，全面開發山區邊際土地。跨距浩大，為還原近一個世紀以來的背景，乃不可躍越之必要挑戰。
藉由影像建構一段知識性、略顯生硬的歷史，過程堪稱艱辛。黃淑梅表示，素材有限，明明知道歷史在那裡，但影像幾乎空白沒有了，所以有做資料重製。像在大海裡不斷找吉光片羽、蛛絲馬跡，好幾千筆只有五六筆幾秒鐘可用已很寶貴；需要透過文字、新聞、政策、公文、宣傳片等史料文獻一一詳實考據，將之組成敘事軌跡。比如，後藤新平宣布砍伐政策這段，影像用《南進台灣》運送巨檜畫面，再找日本朋友來錄音旁白，配樂部分用國歌〈君之代〉，它歌頌帝國主義，配起來蠻自然的；另外是樹靈祭那段，祈禱文語調要莊重。「資料片短短幾分鐘，得花好幾個星期製作，用心盡力去處理。」考掘欠缺記載的殖民歷史，更勾勒出由誰詮釋的詰問，「歷史是那麼重要，知道過去怎樣、當下所處位置的時代意義，提高視野以看到未來。」她補充。
銜接阿里山沿線中海拔茶葉、高海拔山葵、違章建築林立等水土破壞之現況，提供辯證近代農業上山政策的各方論述，蒐集所有資料，不會幫襯哪一方，導演手法上「習慣呈現一個現象，而非給一個答案。以爭議性的葵農來說，早期政府鼓勵，取締時卻反覆放行、便宜行事，甚至私下協議。」突顯癥結點在，先是官方為了地盡其利忽略台灣山勢陡峭與中國截然不同的開墾條件，加上管理失當，當然無法解決問題。
去年12月，《國土計畫法》延宕二十餘年後終於通過，盤根錯節「人為」之下，如何不再法外開例外，監督落實立法執行攸關緊要。
陳玉峯說，九二一災後山谷溪澗滿佈萌生的紅檜幼苗，就像女媧補天，土地是紅檜來補。圖片來源：黃淑梅。
山林曾經興茂
與第一大段昔日開發史料不時交錯映現的是人物專訪，陳玉峯、陳月霞、楊俊朗、陳文山等人的環境生態解析。主要受訪者之一、自喻「山林驗屍官」的陳玉峯，16年歲月匆逝從青絲到白髮，可說從當年訪談之際亦埋下追溯起源。他說道，九二一災後山谷溪澗滿佈萌生的紅檜幼苗，就像女媧補天，土地是紅檜來補；唯當台灣人不怕災難，把災難視為平常時，才算是有真正台灣本土文化等等深刻話語，黃淑梅把曾感染到的思想衝擊，企圖藉本片翻轉教育的可能，承襲過去力有未逮之處，彌補課本沒教的脈絡。
城市裡的人缺乏接觸經驗，對山林太不了解，不知道這塊土地的歷史，透過陳玉峯的表述，往往訝異他為何能那麼熟悉？導演認為這獨特的氣質，「發自內心的純粹，對山林的感情、對自然的情懷，現代社會少有。從大自然得到很多，化為生命的一部分，在其間變得柔軟、豐富。」卻正是他的百年孤寂，講二三十年沒人聽，少人理解，眼睜睜無力挽回浩劫；起初不懂他的憤怒，後來越拍越難過，很多現場不應該發生的事，依舊肇因於政商合流人謀不臧。
簡秀芽太和村老家與櫸木。圖片來源：黃淑梅。
樸素謙遜，向山林學習
影片第二大段則尾隨參與式觀察鏡頭，跟拍另一位主要受訪者簡秀芽，回到嘉義縣梅山鄉太和村感謝庇護全家倖免於難的老櫸木；或拜訪屏東縣霧台鄉神山部落Lekeai一家人，認識實踐自力種樹復育達巴里蘭生態園區天然林的態度。
八八後，黃淑梅想了解重建政策不時出席相關會議，在《國土保育條例》公聽會遇見簡秀芽。她形容，會前看到一個女子在樹下撿種子，直覺有點特別，後來在一堆專家學者當中，簡秀芽以災民身分發言鋪陳有樹救命，完全切中尋覓中人與樹木的故事！「現場一看真的好厲害，才知道樹木給人很大的幫助和保護，如此強而有力的佐證，且原本地底下看不到的根，因土石流把地表沖掉方顯露出來生命的樣態，抓地力很強像八爪章魚，努力生長也保護了我們。」
而原住民愛護山林的遼闊智慧，總令黃淑梅嘆服不已，尤其敬佩近80歲的Lekeai（宋老爸），他曾說，宇宙裡唯一最守護土地的生物即為樹木，洞見多麼寬廣。她描述「這麼自然的人，來自與山林和諧共處的文化，那是從小傳遞的印記，很自然地融合一起。八八後勘災，雖然進去達巴里蘭的路壞了，但保育區裡面是一點兒傷害都沒有。不要慌張害怕，走路不疾不徐，宋老爸的言語穩定行為篤定，常帶來撫慰。」
神山部落魯凱族老獵人Lekeai。圖片來源：黃淑梅。
本土文化不是對抗災難，而與災難一起成長
戮力追求現代化、開發蔚為主流價值的代價如此慘重，國在山河破，終歸是旁觀他人之痛苦。「那種感覺不是災難外圍的人可以理解的，因為災難找到的不是我們。」黃淑梅說：「房子倒了、失去親人，身為導演心情很複雜，連萬分之一的體察都搆不上，你不是對方，那不是一台攝影機可以改變的現實。無力感之後，陷入能做什麼？質問自己的困境。」
如今經年累月磨練，不同於一度積極以紀錄片來介入事件，導演把自己拉到一個制高、宏觀的角度，來尋找自身意義和定位。「一旦確定好史觀，就不致心慌，要做什麼、捨棄什麼，都會更清楚。像八八，很多忍住不去拍，亦是一種成長吧。」黃淑梅說，像拍攝片中那瑪夏的孩子痛哭流涕時，她感覺眼眶濕濕的但眼淚不會掉下來。
而本片拍到後來，她懂了陳玉峯的憤怒，山啊樹木啊像他家人，是那麼喜歡、親近的朋友，其痛更深，怎可能不生氣跳出來講話？再後來，她體認到不再以人本位，懂得傾聽自然的聲音，尊重更多生物共存的權利。
很多人問黃淑梅，災難改變了她什麼？從九二一到八八風災一路堅毅挺進，「那是一種滲透，生命歷經災難現場的殘酷因此改變，就是不一樣了，是一段可貴的人生經驗。」她以溫柔而堅定的語氣不懈宣揚，山林雖殘破崩毀已難挽回，但不能放棄希望，因為人們將以不同形式不斷傳訴、召喚山林之愛，冀望下一代，能繼續闡釋這片土地的故事。
